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，众所周知我军司令员为彭总，但其实彭总并未一直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，1952年便回到北京主持军委工作，朝鲜战事后来主要是邓华将军实际负责，并在1953年正式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。

彭总回国后，担任国防部长和副总理，不光主抓军事，还涉及经济建设和民生领域。彭总的工作是尽心尽责的，对于军事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也非常关注。1957年，彭总开始了解我军各军事院校的教学工作，认为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：军校教材中很少讲我军在红军、抗战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战例、战法，而是主要围绕苏联教材和苏联教员做文章，材料比较呆板，不切合我军建军实际。

除此之外，传闻军校中有下级干部服务上将干部，甚至新学员给老学员擦皮鞋等情况，被认为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，和我军“官兵一致”、上下级平等的传统作风相违背，是一股“歪风邪气”。彭总对于这些现象很不满意，提出了整顿意见。

之所以当时的军校中有大量“苏联元素”，是有历史原因的。上世纪二十年代起，苏联方面和我党我军在不同时期都有合作，从早期的黄埔建校到后来提供关东军武器、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的武器、空军支援，以及156项工业项目援助，中苏关系大部分时间是十分友好的。但斯大林去世、赫鲁晓夫上台之后，中苏之间的良好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五十年代后期已经有明显裂痕。军队是护国重器，大量的苏联教材在我军教学训练中使用，已经有些不合时宜。

当时的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是刘帅，他是建国初期我军军事理论水平最突出的元勋之一，为军队建设和干部培养做了大量贡献。在战争年代，彭总和刘帅因为军事指挥原因曾经有过几次摩擦，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。1957年-1958年间，军队反教条主义，刘帅作为典型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批判，并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职务，逐渐淡出军界。

而因为“教条主义”事件受到影响的，却远远不止刘帅一个人。牵扯军队教学的，不仅仅是各个院校，还有解放军总部的一个重要部门：训练总监部，简称训总。训总是五十年代我军各军事院校的主官部门，时任部长为萧克上将。受到此事件影响，萧克上将也被免去部长职务，打为“反党分子”，训总这一部门，在当年11月干脆被撤销掉了，前后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。

自萧克、李达以下的一批训总高级干部受到批判，不光要反复做检讨，承认错误后大部分被从首都调离，到驻外各军中任职。其中一位受到牵连的将领叫李钟奇，他被免去了训总组织计划部副部长一职，降为军副参谋长，仕途受到很大挫折。

李钟奇少将是何许人呢？红军时是团参谋长，1936年入党，第二年参加了著名的抗战平型关大战，当时的职务是骑兵营长。到解放战争后期，已经升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。这位将军可以说是军政全能的人物，在进入训总前已经有很丰富的干部教学和培养经验，是训总的一位干将，原本前程远大。

刘帅性情敦厚，虽然他并没有实质性的过错，但为了平息风波、保护一众下属还是负气做了检讨，一边念一边掉眼泪，千人大会上在座之人多有不忍，刘帅一念完，马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这哪里像批判会现场？如此现象是十分罕见的，可见刘帅的人品、口碑之好。其实在检讨之前，主席担心刘帅的身体状况不佳，曾表示“伯承不必非要到现场，有个态度就可以了”，但刘帅照顾大局，还是坚持去现场念自己的检讨书。

然而刘帅的一番苦心，并不是所有下属都能完全理解。萧克、李钟奇等将领性格刚直，在不利环境下却始终不肯低头服软，结果受到的处理比较严重。李钟奇少将调到外地之后，还是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心里记恨彭总，他认为自己被降职，训练总监部被解散，起到直接作用的就是彭总。李钟奇的不满有情可原，当年的反教条主义，有很多情况是捕风捉影并不确实，而且军队教学中有一些客观困难和具体情况，所谓的照搬苏联教材并非刘帅等人的过错，80年代这些同志都被中央陆续平反了，包括刘帅等一批将帅都恢复了应有的名誉。

1959年，心系民生的彭总向中央写了亲笔信，结果在庐山会议和后来的扩大会议上激起了轩然大波。距离反教条主义事件过了还不到一年，彭总本人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成为了新的被批判对象，这般变化令人唏嘘。而且相对于之前的反对教条主义事件，彭总在1959年面对的批判之严重，有过之无不及，事后直接撤销了一切军内职务，并从此走了十余年的下坡路。受到彭总事件的影响，同样有一大批干部被降职，甚至调离军队，包括黄克诚、邓华、洪学智、万毅、钟伟等一代名将。后来谭政大将受到诬陷罢官，也跟59年庐山会议对彭总的模糊态度有关。

李钟奇看到彭总因为庐山会议的万言书而落难，心里自然是感到“痛快”的，此时他还没有恢复职务，仍然在外地工作，直到1964年才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，重回京畿。彭总在1959年受批判后，蛰伏了多年，在1965年一度被中央重新启用，到西南地区从事三线建设指挥工作。但复出的时间非常短，彭总再次被打倒，并且比之前庐山会议时受到的批判更严重，几乎每三两天就要参加批判会，老帅的精神和身体都备受折磨。

1967年针对彭总等人的一次批判会上，李钟奇也出席了，这是他回到北京之后第一次亲眼见到彭总。此时的彭总形容憔悴，眼睛里早已没有了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时的神采。李钟奇却还没有忘记9年前自己遭受批判、被调离北京降职使用的往事，见到彭总后李钟奇血脉喷张。尤其是批判会这种场合，台下之人往往都比较激动，这让李钟奇顿时有了走向彭总，动手“报仇”的冲动。

李钟奇上前一把抓住老首长的衣领，用力抽了两个耳光，另一只手指着彭总大声问道：“你也有今天，看看还认识我么？”受到重击的彭总，勉强睁眼看了看眼前暴怒的李钟奇，向后退了一步躲过了李钟奇正朝他胸口踏过来的一只脚。现场之人了解李钟奇是在“寻仇”，特殊的场合下，并没有人制止他的出格行为，现场气氛反而更躁动了，辱骂声不绝于耳......另一位与彭总有过过节的军官，甚至拿垃圾篓当高帽朝首长头上扣去。

李钟奇动手之后，卫戍区的前后两任司令员傅崇碧、吴忠都在不同场合训斥了李钟奇，指责他公报私仇的行为，李钟奇也因为此事被全军通报。但特殊的年代，未有进一步的惩罚，因为彭总当时是“戴罪之身”，批判会上的一些将领就算动了手，最多也只是行为不当，不会被深究。少将打元帅，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暴行，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场合，确实是发生了。

抗战时期李钟奇三次负伤，一次被击中腹部，一次在大腿，还有一次几乎被炸身亡。在军事生涯中李钟奇是有赫赫战功的，六十年代殴打彭总一事，说明他胆量大，但是气量小。功是功过是过，组织没有进一步处罚李钟奇，但直到1982年离开军队，他都没有获得任何升迁的机会，这跟以下犯上动手打彭总的事情自然是有直接关系的。

不过随着年龄增长，几年之后李钟奇看待过去的事情更加成熟了一些，加上此后彭总遭受到的待遇更加残酷，并在1974年患病去世，这给李钟奇内心带来不小的震动。尤其是1978年中央公开给彭总平反，并进行隆重的追悼会，更令李钟奇少将内心不安。自己当年率先动手扇首长耳光，此后彭总在历次批斗中被人动粗，可以说李钟奇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，这件事始终是他心头的一个包袱。彭总平反后，李钟奇的名声很不好，经过几年的发酵影响更差了。

不久后，李钟奇之前的“教条主义”问题也得到组织平反，如此多的变化令李钟奇对当年的冲动之举后悔不已，晚年说自己当时打首长是“迷了心窍”。家人朋友一般不会在李钟奇面前谈彭总的事情，因为一听到彭总的名字，李钟奇就会反反复复地说三个字“我有罪”，内心十分痛苦甚至掉下眼泪。1988年，李钟奇获得一级红星勋章，老将军于2003年辞世，享年九十岁。